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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钟麟与和平门

2006-10-07 17:09:00 来源:博览群书 朱小平  我有话说

旧北京内城有9个城门(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、朝阳门、阜成门、东直门、西直门、安定门、德胜门),外城有7个城门(永定门、左安门、右安门、广渠门、广安门、东便门、西便门),惟有和平门却不在此之数(包括新华门、建国门、复兴门都是后开的)。和平门位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,但在80年前,却根本没有这个

城门。

当时由南至北,有新、旧帘子,半壁街,中街,松树胡同。城外是护城河,护城河南就是厂甸。所以无论城内外,经商办事你不绕正阳门,就绕宣武门,极不方便,尤其在内城想去琉璃厂、东方饭店等,无不大绕其弯。特别是春节厂甸庙会期间,商贩和老百姓们极不方便。曾读《鲁迅日记》(《鲁迅全集》第14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),知鲁迅在癸丑年(1913年)厂甸庙会期间,共去7次,都是绕行。我略统计,1913年除6月至8月近2个月鲁迅离京,共至琉璃厂28次。当年鲁迅上班、居家好在都位于宣武门外,并不太远。最大的不便还是商家摊贩,住在外城还好说,如果住内城,每天送货摆摊,更是麻烦,无形中每天要走不少冤枉路。因此,老百姓和商家们一直都盼着开个城门。

在封建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袁世凯统治时期,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,报到袁世凯处,袁先是同意。但前门一带商人惟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,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,随意开凿城门会致“王气”泄露。袁世凯本人极迷信,恰又筹划称帝,便将此事否决(《老北京街巷图志》,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)。《北京旧事》(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)也载:前门外富商散布说:“此门位于中南海正南方,开了门会影响风水。”不过,我很怀疑这一说法。在此之前,北京城门等多次发生变化,都是经袁许可的。1913年,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撤掉满汉文的旧城门额,请书法家邵章重写只有汉字的门额。1915年为改善前门交通,又将正阳门瓮城拆除。袁世凯自己也在当时中南海总统府所在地单开了一个门――新华门,这岂非也是“王气”泄露、“影响风水”?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时局不稳而无暇顾及罢了。袁世凯当政时期,内外交困,又处心积虑梦想“洪宪”登基,“政务”纷杂,这只要翻翻陶菊隐先生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(三联书店1959年版)、唐德刚先生《袁氏当国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)两本书,就再清楚不过了。

直到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,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,冯玉祥欣然同意。当时是段祺瑞执政,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。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。大概是因鹿钟麟曾率20名手枪队员逼溥仪“移宫”,办事精明麻利(当时警察总监张璧问他办此事需多少军警?鹿答曰:“军警各20名就够了。”),加上开城门亦属市政督办份内之事,所以才将此事交与他。鹿钟麟走马上任后,经过测量、拆迁(拆迁费还是冯玉祥同财政部争吵后才获准拨款的),才正式动工,当时无机械,一切须人搬车推。当时冯玉祥的部队号称“不扰民”,恐怕不便征用民夫,只能动用军队。于是经冯玉祥同意,调动自己的部队(鹿的本职是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),一砖一石热火朝天的动工拆墙。据当时报纸记载:鹿钟麟经常亲临工地指挥,有时还挥镐动锨。有位摄影记者听说,大感兴趣,专门前来寻觅。但是当时冯玉祥部队高级将领与士兵一样,皆穿灰布军装,左臂均佩“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”臂章。这位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他,刚举起照相机,鹿钟麟便一言不发扔镐而去。这段新闻当时引起很多北京人的兴趣。

但依鹿钟麟的为人处事,如此低调,却与他平时一贯行事不符。鹿虽行伍出身(清末投身北洋陆军第二镇为下级军佐),但口才甚好,一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与重用。1927年鹿钟麟率冯部一批将领去苏联考察学习。是年2月7日,东方共产主义大学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死难工人四周年纪念会,鹿登台演讲。据中山大学学生盛岳记述,鹿“作了一篇极其动人的讲话,获得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”,尤其结束语“我鹿钟麟一旦回国,必将竭尽全力来解放工农,要是我变了反革命,我要求你们大家打倒我”(《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》第145?146页,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),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。实际上,鹿回国后即随冯与蒋合流开始清党,言犹在耳,令人侧目。鹿另一件出风头的体现口才的要闻是“移宫”事件。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驱逐溥仪出紫禁城,并送他到北府(即北京什刹海醇亲王府),他与溥仪握手时问:“溥仪先生,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,还是要当平民?”当听到溥仪回答:“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平民”(这未必是真心话),鹿即教育他说:“现在是中华民国,同时还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,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”(见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169页,中华书局1977年版),可见鹿的对答不仅得体而有分寸,也颇见水平。而据《晚清宫廷生活见闻》(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)载当事人所见,当时内务府大臣绍英谴责鹿钟麟说:“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?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?”还说:“我大清入关以来,宽宏为政,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,况优待条件尚在,怎么能够这样办呢?”鹿说:“你这是替清室说话。可是,满清入关以后的‘扬州十日’和‘嘉定三屠’;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。况且张勋复辟,颠覆民国,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。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,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。最近摄政内阁成立,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,群情愤激,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……”(见该书第115页),晓以大义,软中有硬,绍英当时便哑口无言。由此亦可见鹿的口才,还有审判张学良时,鹿钟麟曾任审判官,据审判长李烈钧回忆:他与张学良“语词益趋激烈”,鹿钟麟主张先休息,后又劝张学良“幸勿失此良机”,才使得审判勉强结束(《张学良的往事与近事》,岳麓书社1986年版216页),于此亦可见鹿钟麟的斡旋竟能使双方都可接受,可见他折冲樽俎的能力。但鹿钟麟何以在挖和平门城门时竟对记者一言不发,并不借此时机宣扬冯军“不扰民”、“真爱民”的宗旨,继而展示演讲口才,确实令人费解。

以上是题外话,言归正传。城门开好(说是城门,并无城台、门楼,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),部队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,以方便商旅、百姓往来。但不久奉系入关,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。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,经请禀“大帅”认可,取名“兴华门”,寓奉系得胜、张为大帅、中华兴盛之意。当时特请名气很大的天津正楷大书法家华世奎(字壁臣)写就,华氏写的一笔好颜体,在天津写就送至北京刻石,填涂朱漆,嵌于城门之上。当时很多人来看匾都称赞不已。为什么找华世奎写?华氏是津门望族,清朝遗老,官至内阁阁丞,当年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便是华世奎所写。而且,因为他名气大,上世纪二十年代天津商店的牌匾,均出其手。尤为轰动一时的是1928年他为天津劝业场所写匾额,不仅每字大三尺余,更因笔法苍劲气势雄伟,而为劝业场增色不少。更令人传诵的是,该劝业场经理高星桥为礼请华氏,润笔之资高达500银洋,每字百元。按当年天津市场时价,可购高级面粉250袋!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,润笔无出其右。华氏名满津门,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,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,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,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。

另有一种说法,本来欲请清末甲辰科翰林、浙江籍的书法家邵章(字伯炯)书写,因为辛亥革命后,北京城门均重新书写,都是请邵章所书。和平门建成,本拟仍请邵氏书写,但因他不在北京,故征人题额,但均以难追邵氏气势而作罢。袁世凯想到华世奎,专聘其入京题额(见《津门忆旧》第二集)。这条记载不确,因当时是张作霖执政,袁世凯早已死了。况且华世奎以遗老自居,坚决反对袁氏称帝,当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,徐世昌应邀赴京,华世奎曾对徐云:“你不当负清拥袁。”冯玉祥驱逐溥仪,华世奎也极为不满。溥仪离京赴津住张园,他常去“恭请圣安”,如此一位辫子留到死的遗老,因而他绝不可能拍袁世凯的马屁去应景。至于润笔多少,并无记载,但我想大概不如天津劝业场多,否则早就轰动一时了。

但华世奎的匾悬挂时间不长,忽有好事者向张作霖进言:李大钊之女名星(音同兴)华,城门取名“兴华”,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?出身草莽的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,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、共两党人士多人,便立即下令改名。本来取名“兴华门”便是拍马屁之举,秘书、幕僚们反复商议,最后由张圈定“和平门”,取“中正和平”寓意。定名之后,因不好再找华世奎写匾,方又费周折找到恰好回京的邵章,原匾凿下,新匾嵌上,从此再无改过。以后拆除城墙,城门自然没有了。但是人们仍然称这里为和平门。因为开了这个门,也产生了几个新地名,开城门后同时开了一段马路。因此离中南海新华门不远,故命名为新华街,原来门里的旧帘子胡同被北新华街隔断,故此分别称为东、西旧帘子胡同。别的胡同也是因此缘故都改成了东、西。当然,南、北新华街却因此而接通。后来城市改建,桥、河都没有了,门更是荡然无存,但至今还是保留了这个地名。

不可否认,和平门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厂甸商业区的繁华做出了贡献。因为开了和平门,拓宽了新华街一带,厂甸成了琉璃厂四通八达的中心。摊贩可以一直延深到南新华街两侧。据估计,北京当时人口不足200万,厂甸庙会半月之内,游客可达数十万人次。因为开城门为当时的北京商旅和老百姓出行大行其便,所以当时北京的商会业和老百姓都对冯玉祥有好感(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冯玉祥与别的军阀不一样,能约束部下不扰民)。和平门由此成为当时重要交通之地,另外,城门内侧原有一道已干涸的明渠,城门开辟之后,明渠亦改为暗沟,随之修筑了道路。1927年北京增加电车线路(原只有四条),由崇文门至和平门为6路单轨电车。

与和平门有关的人早已不在世了。冯玉祥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死于旅苏归来的轮船大火。为和平门定名的张作霖1928年被日寇炸死于沈阳皇姑屯车站。先为和平门题匾的华世奎死于1942年,临死前一直拒绝日伪拉拢。后补题和平门匾额的邵章,查《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》(农村读物出版社,1988版),收其条目,但不载其生卒年月。《中国书法辞典》(河南美术出版社,1987年版)则未收邵章条目。经向博学的书法教育家贾诚隽先生请教,他查《中国书法家人名大辞典》等书亦未载邵章条目,这很令人遗憾。具体开城门工程的主持人鹿钟麟寿数最长,他以后参加过北伐,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当过市政督办的缘故,还当过河南民政厅长,后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,任西北军代理总司令。被老蒋各个击破后隐遁于天津。抗战后跟着老长官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。后来大出风头的是在军法执行总监任内“军法会审”张学良将军时,他以一级上将身份担任过审判官。总的来看,鹿钟麟在抗战期间未曾打过什么大仗,但在1939年被蒋介石起用派他出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,消极抗日,落下“磨擦专家”的秽名,抗战胜利后,却代表蒋介石以华北宣慰使的名义,赴平津等地“宣抚”。五十年代后居天津,参加街道工作,在街道当居民读报组组长,1954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。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某座谈会上,与特赦后的溥仪、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老同盟会员熊秉坤三人合影,当时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了他与两人握手的照片。很多老北京方知他仍在世。鹿氏1966年在“文革”风暴前夕逝世,享年83岁,看来鹿钟麟是员福将,因为仅凭他当“磨擦专家”的那段历史,不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打个一佛出世,二佛涅?才怪!

附带提及,除了和平门,过去北京内外城还有三个新开的城门,而且地名一直沿用至今。一是新华门,中华民国成立,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,定中南海为大总统府所在地,特于西长安街建坐北朝南总统府正门,后因地制宜将原皇城城墙宝月楼开成大门。因皇城原大清门改为“中华门”,故总统府正门定名为“新华门”。原北京外城正东、西无城门,日寇侵占北平期间,于1939年开辟两处城门,东面称为“启明门”,西面名为“长安门”。日寇投降后,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,将此二门重新命名为“建国门”与“复兴门”。现在城门早已不存,但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,北京新开的四座城门唯一仅存的是新华门,也已历经90余年沧桑了。

另外,和平门当年是一个门洞还是两个门洞?其说不一。《北京旧事》等书云为两个门洞。求教于老人亦不容易,因为当时有记忆而又至今健在者,起码也要90岁以上,这样的高龄老人不太易寻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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